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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鹰:“我希望实现民间民俗现代讲述”
来源:未知 点击数:次 更新时间:2019-11-25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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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的创作很少涉及儿童剧,这次为什么会接这部剧?王晓鹰:中国儿艺与中国国家话剧院,包括与国家话剧院的前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都是非常有渊源的,中国儿艺最早是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儿童剧队分出来的,所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我与中国儿艺有很多来往,现在两家都是文化和旅游部的直属院团,是兄弟院团又是老朋友。

  
 

   另一方面,我对排儿童剧也非常有兴趣,2006年时也给北京儿艺排过儿童剧《怪物城堡》。 其实我大学在中央戏剧学院学导演时的毕业实习作品也是儿童剧,是徐州话剧团的《五二班日志》,甚至在到中戏学习导演以前我在安徽池州地区文工团也演过儿童剧。 从另一角度说,我对儿童剧创作颇有兴趣,甚至心向往之。

  
 

   因为排儿童剧,需要有很多想象和童趣,那种创意性的舞台表达和趣味性的舞台形象,与我作为导演长期追求的所谓假定性的舞台导演语言,以及从假定性语言达到诗意的抒情效果有很深的内在关联。

  
 

   所以我与中国儿艺合作,从各方面来讲应该都不是一个意外。

  
 

   记者:这部剧最打动您的是什么?王晓鹰:当然是这部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从一个小孩的角度、小孩的感情去看长城,体会长城的意义,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另外最主要的是这个戏给创作者和观众都提供了非常宽广的想象空间,让我们可以在舞台上用比较有意思的讲述,把孩子和长城这两种看起来好像差得很远的意象扭结在一起,这种尝试很有意思。 记者:作为导演,此次创作中您最用心最着力于什么?王晓鹰:创作中,我想找到这部戏的舞台讲述风格,因为它不是完全建立在现实故事的基础上,而是一个民间故事剧。

  
 

   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人们都耳熟能详,这个故事确实从这开始。

  
 

   孟姜女和她死去的丈夫有个孩子,孩子出生知道自己的父亲死于修长城就很怨恨修长城这件事,但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与民工和战士们一起抵御外辱,他渐渐知道修长城不是个人感情的事,不论是国家社稷的安全还是百姓的平安都与之相关联,特别是有千千万万像他父亲一样的劳苦百姓,是他们的心血、付出,甚至是生命筑起了长城,于是他也与大家一起修建被毁坏的长城。 这个故事里有很多很魔幻的元素和拟人化的形象,具有童话色彩。 但是因为是个民间故事剧,所以想找一些民间民俗的方式表达。 比如山神、老虎的造型,我们试图从一些民间年画中寻找形象。 我之前也曾想过如何用一种更灵活的方式在舞台上呈现一个动物,但没有尝试过,比如老虎,我们能不能不是去学一个虎形,不是像《战马》那样惟妙惟肖模仿一个马,而是做出中国的特点,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理念和特质从来不是要惟妙惟肖地去模仿一个东西的外部形态。

  
 

   那我们能不能比如就像是孩子做游戏,或者像民间做社火那样去形成一个虎?虎头虎爪虎尾可能是这几个演员分开来演的,他们可以组合,也可以各行其是,甚至是用一些板凳、簸箕等做出的虎形。 记者:您的描述让人对剧中的舞台形象充满期待。

  
 

   王晓鹰:其实这部戏最花心思的是怎样表现长城。

  
 

   当然可以做得像长城一样,但这样做就实了,就会很大,在台上就不能动。

  
 

   这个戏其实是把百姓与长城融为一体的。

  
 

   是那些劳苦百姓、民工、石匠的生命付出修建了长城,这些人也是长城的一部分,甚至他们就化成了长城。 另一方面,当戏剧后来要借助长城去抵御外辱时,表现这些士兵、百姓的抵抗,在感情意义上已经让长城与这些百姓和士兵重叠为一体了。

  
 

   我们从这些角度去想长城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后来就发展成一种方式,即像农村元宵节做灯会舞龙灯那样,让长城一节一节地呈现,可以是这些民工举在手上的,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可以像舞龙灯一样起伏连绵,它是龙,又是长城。 用这样一个方式就把长城的形象与演员扮演的民工,以及长城内在的形象意义,与我们想追求的对民间民俗舞台元素的挖掘组合就都合在一起了。 所有这些都要花很多心思去设计,与舞美、服装设计等一起寻找这些形象,并将其转化成演员的表演,从而变成一个个舞台上活的形象,这也就是这个戏我们最花心思最花功夫的一部分创作内容。 记者:从这种大胆尝试中能感受到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的探索,这其实正是当下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语境下艺术创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王晓鹰:这么多年我的导演追求——“中国意象现代表达”,这是像我在国家话剧院排《伏生》《兰陵王》,包括到希腊与希腊国家剧院合作排《赵氏孤儿》一样,都是体现我的这种导演追求。 《长城的传说》其实也是这样的。 因为在这个戏中我更多的追求属于民间民俗的一种造型语汇,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民间民俗现代讲述”。

  
 

   中国意象现代表达可以囊括更大的中国文化历史,包括像《伏生》《兰陵王》那样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关联,比如《兰陵王》与戏曲傩戏的较大关联。 而这部剧之所以可以说是民间民俗现代讲述,它是从传统文化里来的,是从民间民俗的那些形态形象和元素里来的,但是组合在台上完全不是回归民间民俗传统的原样,而是会有更多无拘无束的创意和想象,会给孩子更多的惊喜。

  
 

   记者:也只有将这种转化真正地落实到创作实践中,才能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期待。

  
 

   王晓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实是我们具体做艺术创作的人本来就应该去思考、去追求和探索的内容。

  
 

   作为一个导演,我顺着这条路都做了十几年了,现在应该继续做下去,并把它做得更好。

  
 

   每个创作都要有一些新的探索和发展,而不要做了一两个以后,就成了自己一个创作语汇的集成,下次就照方抓药,轻车熟路。 所以我从《理查三世》到《伏生》到《兰陵王》,其实每个创作都特别要求自己在一个大的导演追求上要有新的探索和突破,到《长城的传说》也是一样。 前面有的是与戏曲的、傩戏的等与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关联,这次创作就想看看民间民俗的东西能挖掘多少,我希望每次都给自己去寻找一些导演创作和探索的新课题。 用我们驾轻就熟的方式创作相对来说会比较顺利,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新的挑战式的创作课题时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以至于在排练场里会经历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但是创作和探索过程总是伴随着快乐和惊喜。 记者:在您看来,面对孩子和成人不同受众的创作有何不同?王晓鹰:导演创作时第一面对的是作品本身的内容,第二才是这个作品面对的观众,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但是第一性的一定是作品内容本身。 所以当你理解你所面对的这个作品,去想怎么把作品理清楚表达出来时,如果你面对的是儿童剧,势必就要去理解里面的儿童的思路和情感,以及关于儿童的成长变化,这也是儿童剧创作必须要面对的,其故事、情感、内容都应是儿童式的。 在表达时我会将我一贯的追求,即在从假定性到诗化意象这样一个创作过程中更多去寻求一些活跃的、有童趣的想象,这样就会与儿童剧受众更适应、更贴近。

  
 

   记者:讲到修长城,总让人想起国歌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样的歌词,尤其在今年新中国迎来70华诞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那么您希望通过创作告诉观众什么?王晓鹰:这个剧中还确实就有这句词,但我不希望把这个创作总结到这上面,我们也没有给孩子讲长城精神。 其实我想传达的就是,由我们的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都是我们自己的血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说这话是连民间民俗的东西都包括了,既可以包括长城,包括剧中表达的各种美德,也可以包括剧中用到的民间民俗的各种有趣味的、有文化底蕴的、有人民性的东西。

  
 

   人民创造出来的这种历史文化和我们的情感美德,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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